一
习近平总书记召开文艺座谈会一年多来，文艺界的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扫除了前些年的某些不正之风，出现了新的气象。这当中，最为人们关注的，也是近些年最为人们诟病的，就是当今的各项文艺评奖。连续有许多作家在网络上和报纸上愤怒指责一些评奖不公，甚至揭露触目惊心的“贿奖”，败坏了文艺评奖的声誉。2015年2月，中央第二巡视组在向有关方面反馈专项巡视情况时，锁定了文化系统五大贪腐隐患，其中一条就是文艺评奖中存在的暗箱操作和利益交换。
在我的记忆中，老一辈的文艺家们把文艺评奖看作一项极为神圣而纯洁的工作，我们是有过很好的传统的。只可惜优良传统被一些人抛弃了。
在我几十年的戏剧工作经历中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“第一届戏剧理论著作奖”的评奖活动，就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，它恰恰和当今人们指责的那些评奖形成了一个异常鲜明的对照。我是那次评奖活动的工作人员，保存了当时的全部资料，我觉得应该把它们如实公布出来，既是一个回忆，又是一种纪念，更可以为今后评奖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提供一份参考，乃至镜鉴。
二
上世纪80年代，在中国当代历史上，是最值得怀念的岁月。
结束了毁灭文化的“文革”后，戏剧家们在戏剧园地的废墟上，奋然而起，老、中、青戏剧家一起上阵，决心要把被“文革”耽误了的十年找回来。戏剧终于复苏了！从剧本创作、表导演艺术，到戏剧理论研究，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，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喜人景象！
就戏剧理论研究而言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从“文革”结束，至1983年底，全国出版的戏剧理论著作约有二百多种。其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泛，诸如对戏剧文学、戏剧美学、编剧理论、导表演艺术、著名剧作的舞台演出、中外戏剧史、中外戏剧理论史、地方戏曲史、戏曲音乐等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。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看，都远远超过了“文革”以前的水平。研究队伍也在日益壮大。老一辈学者、专家，劫后余生，精神焕发，又有新的更高水平的论著问世；中青年戏剧理论家的成长，代表了戏剧理论研究新的一代的崛起，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，筚路蓝缕，颇具创意的新著，如雨后春笋，不断涌现，引人瞩目。
这就是举办首届戏剧理论著作评奖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条件。
在建国后的三十多年里，戏剧理论研究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。理论落后于实践。在“文革”后的几年中，虽然大有改观，但还远远赶不上戏剧艺术发展的需要，还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，在戏剧艺术实践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、新现象迫切需要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去总结和认识，使戏剧艺术能沿着自身的规律不断向前发展。
正是在这个历史时刻，戏剧界的几位老前辈建议中国戏剧家协会顺应时代潮流，举办戏剧理论著作评奖。这是一个创举，我们有过剧本评奖、表导演评奖、舞台美术评奖，还从来没有过理论著作的评奖。如果不重视艺术理论，艺术的生命也就不可能坚实。
中国戏剧家协会当时的领导机构书记处，非常重视这个建议，经过认真讨论，决定举办这次评奖，并报请文联书记处和中宣部批准，得到支持。当时一些老戏剧家都还健在，阳翰笙、夏衍、张庚、阿甲、黄佐临、葛一虹、王季思、马少波、廖可兑、舒强……听到消息后，都表示热烈支持，有的还自愿参加评选工作，很令人感动。所以剧协书记处决定成立一个具有权威性的评委会，一部分老前辈作为顾问，不参加辛苦的阅读工作。剧协的主要负责人赵寻担任评委会主任，刘厚生负责指导，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承办这次评奖。杜高担任副主任并代表剧协书记处主持评奖工作。
1983年底，我在杜高同志的领导下负责评委会办公室的具体事务。因此，我自始至终亲身经历了评奖的全过程。我珍藏着筹备评奖的许多材料，如《“第一届全国优秀戏剧理论著作奖”评选工作简报》、会议记录、工作日记等等。当我翻阅这些资料时，回想起当时评委们阅读书籍的认真细致、讨论时的热烈坦诚、浓郁的学术民主气氛、朴素和谐的会风，都使我思绪万千，感慨良多。今天回想起来，这次评奖，不仅是戏剧理论研究的一次大总结，具有历史意义，而且洋溢着的公平公正的学术精神，更加值得珍贵。
三
杜高同志，青年时代就受到政治运动的打击，“文革”后才从苦难的深渊中解放出来，于1979年回剧协工作。他虽然饱经坎坷，但回到戏剧工作岗位后，仍然朝气蓬勃，热情洋溢。他对人宽厚，没有官家气，尊重别人的意见，所以很好合作。参加筹备工作的小团队，同心协力地工作，虽然也碰到了一些预想不到的难题，但筹备工作圆满完成，这和杜高同志的民主作风也是分不开的。
我们原先没有预料到，理论著作评奖，会引起戏剧界如此热烈和广泛的重视，得到众多专家、学者（包括戏剧院校的师生、有关出版社的编辑、读者）的热情支持和高度赞扬，认为“理论著作评奖在全国是第一次，是一个创举”。
理论著作评奖难度很大。主要难点有二：一是史无前例，无任何经验可借鉴；二是戏剧是综合艺术，很难有在文学、导表演、舞台美术、音乐、舞蹈、观众等诸多领域面面精通的戏剧理论家。通过近一年的筹备工作，我们深深体会到，只有依靠集体智慧，才可能圆满完成这一任务。我们正是在广泛吸取集体智慧的基础上，付出了艰苦的努力，才比较顺利地产生了评奖条例和候选书目。
1984年6月29日评委会讨论通过了《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评选条例》，内容如下：
……
一、成立第一届评选委员会（名单将在报刊上公布）
二、评选范围及奖励名称：
1、本届评选的范围限于1976年粉碎“四人帮”后至1983年底初次出版的个人或集体撰写的戏剧理论著作。
2、多人论文集、资料书、工具书、传记、回忆录、演员经验谈，均不属本届评奖范围。
3、由本届评委会经过评选，宣布当选书目获“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”，有突出贡献者授予特别奖。
4、对建国以来在戏剧理论研究上做出较大贡献，并有著作问世的学者、专家，授予荣誉奖；对已故的前辈学者由评委会提名报请中国戏剧家协会予以表彰。
三、评选标准：
获奖著作应是力求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，对戏剧艺术的历史或现状的某个方面的研究，或具有开创性，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发展、有所突破，或与现实紧密结合、对戏剧实践具有指导意义，达到较高学术水平的理论著作。
四、奖励办法：授予获奖者证书，发给奖金和纪念品。荣誉奖和特别奖授予获奖证书和奖品。
……
六、评选方法：
1、采取出版社、专家、读者推荐和评委会评定相结合的方法。在多方推荐的基础上，提出候选书目，由评委会讨论，用无计名投票方式，选出获奖书目。
2、获荣誉奖和特别奖的名单由本届评委会研究确定。
七、一点说明：
凡因出书较迟、印数过少或其他原因，以致尚未获得应有的社会影响的著作，以及因评选工作中的疏漏或不当，未被评选的优秀理论著作，可以参加下届评选。
条例公布后，在戏剧界引起热议，纷纷献计、献策，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。评委会很重视，反复研究，认真采纳。
1984年8月10日，由剧协书记处书记、评委会副主任杜高同志主持，召开了记者招待会。出席招待会的有：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日报社、中国新闻社、戏剧报、戏剧电影报、戏曲研究、文艺研究、戏剧学习等单位的记者。活动引起他们浓厚的兴趣，得到他们十分热情的支持，对这次评奖作了广泛的宣传。
在将近一年的筹备阶段中，召开过六次评委会。最后一次，于1984年10月7日至12日在河北省承德市召开。
最后，经评委会评选的结果如下：
一、荣誉奖：授予在戏剧理论、著述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专家、学者。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王季思、任二北、阿甲、张庚、赵景深、钱南扬、黄佐临
表彰：表彰新中国成立后逝世的在戏剧理论方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、学者（按姓氏笔画为序）
冯沅君、叶德均、李健吾、严敦易、杜颖陶、周贻白、顾仲彝、黄芝岗、董每戡、傅惜华、焦菊隐、戴不凡
二、特别奖：
《中国大百科全书·戏曲卷》三、优秀理论著作:
《中国戏曲通史》(张庚、郭汉城主编)；《焦菊隐戏剧论文集》
四、戏剧理论著作奖：(按书名笔划为序)
《元代杂剧艺术》(徐扶明著)、《艺术，真善美的结晶》(曲六乙著)、《元明清戏曲论集》(严敦易著)、《王骥德〈曲律〉研究》(叶长海著)、《论汤显祖及其他》(徐朔方著)《戏曲剧目论集》(郭汉城著)、《论戏剧性》(谭霈生著)、《戏曲编剧论集》(范钧宏著)、《西欧戏剧史》(廖可兑著)、《李健吾戏剧评论选》《戏剧理论史稿》(余秋雨著)、《论悲剧与喜剧》(陈瘦竹、沈慰德著)、《明刊本〈西厢记〉研究》(蒋星煜著)、《河北梆子简史》(马龙文、毛达志著)、《洪昇年谱》(章培恒著)、《〈茶馆〉的舞台艺术》(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蒋瑞、苏民、杜澄夫编)、《曹禺剧作论》(田本相著)、《编剧理论与技巧》(顾仲彝著)、《豫剧唱腔音乐概论》(王基笑著)
1984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。颁发了获奖证书和纪念品（仿唐三彩骆驼）。最后，由剧协分党组书记、评委会主任赵寻作了题为《加强戏剧理论建设促进戏剧艺术繁荣》的报告。（评委会委托我撰写文稿，发表在《剧本》1985年1月号上，副题为“在‘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’授奖大会上的讲话”，署名“评选委员会主任委员赵寻”，1996年收入中国文联晚霞文库《赵寻戏剧文选》）
四
这次评奖，在杜高同志的主持下，在我们共同精心策划下，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：
一是严肃认真，大兴民主。
评委会办公室先后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等地召开了18次座谈会，听取了一百三十多位专家对这次评奖和候选著作的意见。他们对评奖工作、评选条例、候选书目、表彰人选等等方面，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，如：
“评奖主要是鼓励学术发展，应该从书本身的学术价值出发，能代表国家水平的；无论大小人物、地区，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。希望这次评奖能开创这样一个好风气。不要像梁山泊排座次，不要太讲平衡；要根据当前改革的形势，果断地评，要体现出评奖的目的，鼓励什么，提倡什么，评出的书目做到大多数人满意就行。”
“希望这次评奖，应唯书是论，以书的质量为准，不要照顾面子，使评奖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。”
“评出的著作，应代表国家的水平，代表国家最新研究的成果，这一活动在国内外是很注目的。因此，我反对任何照顾。”（《戏剧理论著作评奖工作记录》）
陈瘦竹先生说：“评奖标准，要求作者完全运用马列主义观点，这很难做到；至于在理论上要达到什么样的高度，我看不一定要求得很严格，但在学术上要有贡献。一部书要看它大的方面，不能求全，只要观点正确，材料翔实，在研究上有它的价值，就能参加评选。”（《简报》第14期）
黄克保同志建议不要设奖金。她说：“在我的思想中，精神鼓励比物质鼓励更好；能否把奖金的钱花在纪念品上。奖金能花完，纪念品可以永远保存。这次评奖可以搞得格调高一些。（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赞成）（《简报》第4期）
……
为此，评委会办公室编印了27期《“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”评选工作简报》，及时将各方面的意见如实地反映给各地的评委及有关的领导同志。
在筹备过程中，最艰难的工作是候选书目的选定。它是在深入调查研究，通过各种方法，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产生的。
首先，评委会办公室对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至1983年底全国出版的戏剧理论著作进行了初步调查。根据评选条例所规定的范围，从收集到的近三百种著作中，选出129种作为评委会委员和推荐者的参考书目。
1994年3月，评委会办公室打印了一千多份推荐表，先后三次分发到全国的剧协分会、戏剧研究机构（包括部分文学研究所）、戏剧院校（包括部分大学中文系）、戏剧报刊以及戏剧理论工作者，恳请推荐优秀著作。然后，将三次推荐的前40种书目，以票数多少为序整理出来，提交评委会讨论。
由于部分评委对导演、表演、戏曲音乐方面的理论著作不够熟悉，评委会又分别召开了这几个方面的专门座谈会，审议了这几个方面的候选书目。
同时，评委会办公室还向全国有关的出版社单独发函，请他们各自推荐本社出版的优秀戏剧理论著作，引起了他们的重视和热情支持。先后有上海文艺出版社、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人民文学出版社、北京大学出版社、中国戏剧出版社以及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湖南、湖北、四川、云南、青海、新疆等省、自治区的出版社推荐了参加评奖的著作。
为了使评委们能更全面、更具体地了解候选著作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和不足，评委会办公室选了45种著作，聘请42位有较高水平的戏剧理论研究者审读，并各自写了较详细的审读意见。然后，评委会办公室根据审读意见及报刊发表的书评分别整理出参考材料，供评委参考。
最后，经过评委会反复研究、讨论，确定了38种候选书目。
这个候选书目，真可谓来之不易！它凝聚着广大戏剧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和心血。
二是评委会所有的评委都一丝不苟地做到了公开、公正、公平，表现出廉洁正派的作风。
所有评委不但没有拿过一分一毫的“劳务费”，而且在承德开最后一次评委会期间的伙食费还要部分自费。在我的《戏剧理论著作评奖工作记录》本上，有这样一个“小”材料：“伙食标准每人每天4.2元（牛奶0.2元）。每人每天交1元、1斤粮票，其余公家补助；12日中午会餐，每人交1元，公家补助一部分。”10月12日中午的“会餐”，意在庆祝评奖圆满成功，但会议主办者没有提供酒水。就在这时，陈瘦竹先生买了一瓶茅台酒，供大家分享，以示庆贺。这看来是一件小事，但它代表了一种作风，一种精神，为戏剧评奖开创了良好的风气。
本来，在“评奖条例”中规定：除发给获奖者纪念品外，还有奖金（实际上原意只是象征性的），根据许多戏剧家的建议，取消奖金，只发给奖品——评委会办公室专程从洛阳采购的、具有象征意义的仿唐三彩骆驼。
在评委会的总结报告中写道：
“在评选过程中，评委会自始至终坚持标准，不搞照顾，不搞平衡。讲真理，不讲情面。提倡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。对每部著作，既谈成就，又谈缺点和不足。实事求是，秉公评选。”遗憾的是，这样的好风气，没有在媒体上宣传过。
写到这里，我想到了两件事。
一件是怎么对待名家。一位我们很熟悉也很尊敬的老戏剧家，他的一本导演手记也列为参评书目。他当然希望获奖。他打来一个电话，直接找杜高，打了个“招呼”。杜高同志和我们商量，一致的意见是我们不能去暗示评委投票，书已经送给评委了，由评委自己选择决定。最后这本书没能获奖。我们只能希望这位老戏剧家不要怪罪我们了。
再一件是怎样对待无名之辈。余秋雨当时还是一个青年，他的第一本著作《戏剧理论史稿》刚刚出版，受到好评，列为参评书目。这时，有评委提出他在“文革”期间曾是上海“石一歌”写作组的成员，应取消评奖资格。杜高同志认为对待一个青年在政治运动中的表现，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，不能再重复我们经受过的历史悲剧了。经过剧协书记处的讨论，决定派我专程到上海去了解余的政治情况，只要他不是“三种人”（文革中“打砸抢”分子），就不应影响他的著作评奖。结果，余秋雨的著作获奖。杜高同志还决定邀请他来北京，安排他在颁奖大会上，以一位最年轻的获奖作者的身份致辞。多年后，余秋雨已成了名家，他写了一本很厚的传记叫《借我一生》（2004年8月作家出版社出版），他这样写到《戏剧理论史稿》：
“这部著作在出版的第二年，即一九八四年，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，这是一个隆重的奖项，在北京颁发，评奖范围囊括几十年，因此很多获奖者已经不在人世，奖状由家属领取，连家属也找不到的，由出版社代表领取。由于带有悲怆的历史总结意义，因此，这么一个专业性的颁奖，北京学术文化界的多数权威人士都来了，济济一堂。
“我作为最年轻的获奖者，代表全体活着和死了的获奖者致答谢词，因为提到了在艰难岁月中仍然坚持学术而终于亡故的那一代老人，我一度有点讲不下去。大会主持者杜高先生在引出我来致辞的时候，称我为‘戏剧理论家’，我听了心中一咯噔。因为虽然今天互相之间称这个家、那个家的比比皆是，但在当时，中国刚刚结束对‘成名成家道路’的连续几十年的批判，说谁是‘理论家’，还十分稀罕。”
余秋雨的这一段回忆文字，把一次评奖对于一个年轻作者的意义叙说得十分充分了。
时间已经过去三十一年了，“第一届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”，在中国戏剧史上是空前的；但愿不是“绝后”的。
回顾是为了前进，温故是为了创新。希望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，继承我们有过的好传统，发扬我们有过的好作风，坚持文艺评奖的正确方向，重新赢回人们对文艺评奖的尊敬和信任。
